强化交易纪律的法制惯性
三家分晋以后，中国步入战国时期。由于当时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忧患意识强烈，促使魏文侯革新求变。他启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遂令魏国国力陡增，成为战国初期率先称霸的国家。秦国与韩国在领教了魏国变法后的实力，为避免被其吞并，也萌生了变法图强的念头，其中秦国的君主秦孝公任用卫鞅实施改革，而韩国的君主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推行变法。
虽说卫鞅和申不害都是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但二人各自推行的变法理念却完全不同，前者获得成功，为日后大秦一统奠定根基，后者却失败了，韩国最终难逃覆灭。个中缘由，值得回味。先说卫鞅（变法成功后受封商君，又称为商鞅），原在魏国效力，但得不到重用后，见秦孝公决心图强改革，且招贤若渴，便入秦仕官。在深得秦孝公信任后，卫鞅得以施展抱负推行变法新政。他提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发展策略，施政举措的核心是打破了权贵阶层固化状态，使得上下阶层道通流动化，令当时的秦国焕发出活力，一改弱秦的局面。变法之后，秦国通过两次河西之战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故土，功效显著。
韩国也是三晋之一，基础条件与魏国变法前差不多。韩昭侯为了求发展，选择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为韩国丞相，让他推行变法。不过，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的不同在于，他主要走术治路线，以实现加强王权、净化官风为主要目标，虽在当时起到了一定效果，增强了韩国的综合国力，因此获得“劲韩”之名，并吞并了郑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申不害术治理论的局限性制约了韩国彻底变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变法将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导致变法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韩昭侯与申不害的病逝，变法陷入人亡政息的结局。
秦国（商鞅）变法和韩国（申不害）变法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虽然二者皆在变法后取得一定成效，但前者持续性更强，后者却半道而废，为何？不难看出，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立足于法，法不必权贵，政令得以延续和贯彻。虽然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但变法的成果却深入人心，其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秦孝公、秦惠文王的时代，而且也贯彻到了秦武王、秦昭襄王与秦始皇的时代。然而，韩国，立足的是执法的君王，不是完全的法制，人制成分更多一些。其结果就是等韩昭侯死后，法令也就容易被废除，也就不够彻底，无法延续下去。
其实，很多时候，做交易也是一样。战国时期的君王为了生存图强，实施变法，而今投资者为了在残酷的期货市场中活下去，也需要“变法”——建立完善的风控制度、明细的交易流程以及严格的止损纪律。只不过“变法”之后的投资者如果不能有效“依法”执行，也会出现功败垂成的结果。
目前多数投资者都有一套成熟的交易纪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有可能存在“法制”和“人制”的现象，前者（例如，程序化交易）不留情面，虽可能存在“误杀”和“错杀”行情，但能有效避免风险的扩大；后者则存侥幸心理，人情世故，人制惯性较大，这在无形中会导致交易纪律的名存实亡，增加亏损的风险。
秦国与韩国的命运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法制”惯性的优势以及“人制”惯性的劣势，值得投资者借鉴。在交易纪律执行的过程中，多一些法制惯性，少一些人制惯性，那么投资者躲避风险，迈向交易成功的步伐无疑将变得更稳健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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