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痛苦指数
知道你的痛苦指数是多少吗？
经济学家用各种指标来度量我们的经济生活，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等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也能设计出指标来进行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将要谈论的痛苦指数就属于这类指标。生活痛苦指数名目繁多，买房的人有买房痛苦指数，学生有学生的痛苦指数，看病的有医疗痛苦指数，当经理的有经理职业痛苦指数、纳税人有税负痛苦指数……世界上各种痛苦指数不胜枚举。
我们这里所说的痛苦指数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70年提出的，大致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它等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相加之和，用百分数表示，属于滞后指标。这是因为物价上涨和失业率的变化是对人们生活水平有深刻影响的两大因素。物价节节攀升，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购买力不断下降，心情能愉快吗？失业更不用说，丢掉工作就等于切断了收入来源，更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从这一点上看，痛苦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百姓对总体经济运行的感受。只要有每个月、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数据，就可以粗略估计出经济运行中民众的痛苦程度，例如，一个国家某月的失业率是8%，通货膨胀率是16%，那么这个国家在该月的痛苦指数就是24%。
不过，和手里的钱贬值相比，丢掉饭碗更令人痛苦。有实证研究表明，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力是失业的1.6倍，因此也有人提出痛苦指数的公式应该修正为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比11.6）+失业率百分比。我们根据修正的公式，计算上面的例子，痛苦指数=（16%/1.6）+8%=18%。采用一样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数值，修正后的计算公式得出的痛苦指数要小一些，原因就在于修正后的公式假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力大，对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程度打了折扣。
“痛苦指数”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时髦用语，它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当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高时，人们生活越艰难，痛苦指数越大；当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时，人们的痛苦指数越小，日子比较好过。那么怎样用痛苦指数来反映政府施政的优劣、体现民众的苦乐程度呢？有人提出，当痛苦指数超过20%时，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处在“悲惨”状态，显然政府尽责不力；痛苦指数在10%到20%之间，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尚可”，政府的表现还说得过去；如果痛苦指数没有达到10%，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优异”。如果痛苦指数在过去4年中都较一年前的数值下降，表示经济无论是长期，或是短期，都呈现持续改善的趋势。相反，如果痛苦指数在过去4年间都较一年前的数值上升，则代表经济每况愈下。
痛苦指数的缺陷
虽然痛苦指数解决了经济环境中人们感受上的度量问题，但它也有局限性，我们说，它仅仅反映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没有考虑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富裕阶层比弱势群体更有能力抵御物价上涨和失业的风险。与低收入者相比较，富人的投资渠道更多，倾向于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多样化投资在分散风险的同时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而低收入者积蓄本来就不多，仅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哪有多余的钱来投资呢？这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物价水平只是微涨，一些人就说“吃不消”了。痛苦指数只能反映出全国的“痛苦”程度，却不能反映财富差异、社会地位、所处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痛苦指数中找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痛苦”背后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痛苦指数没有考虑到某些失业问题。我们知道，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失业，有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自愿性失业等。它们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有时还同时存在。而且失业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期，还是在萧条时，都不可避免。我们不能期待经济中存在零失业的最佳状态。就我们的近邻日本来看，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国民的痛苦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衡量的。我国经济虽然也遇到困难，在政府保增长、促就业的政策下，人们的痛苦程度应该低于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结论。
我们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说，经济是否平稳增长对国民的“痛苦”影响更大，最终一切问题仍然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而经济的发展也会遇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为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由于难以克服经济发展的自身矛盾，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从历史经验看，许多国家（如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等）在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被牢牢锁定，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人陷阱”的风险。从地区发展上看，从沿海到内地，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没有根本解决，更有资源枯竭地区转型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收入分配上看，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危险，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从城市化发展上看，城市化过程中又形成了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农民工的城中村也不断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扭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还有国内相对不成熟的金融体系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掉入陷阱。
要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因为当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时也就有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走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用科技来改造传统产业，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管理好脆弱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