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额外的佣金贿赂客户的销售代理就是在背叛客户去贿赂经纪人，把客户的钱变成高佣金的产品。

 

这个策略并非是人类品质中吸引人的闪光点，我一生中几乎完全避免使用这一策略，我认为不必要花你一生的时间销售你自己都不愿买的东西，尽管是合法的，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对于经济学问题，即使是在高等学院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综合内容的掌握是多么得少。这种失败不是源于教授们知之而不授，是源于教授们对于此类综合的一知半解，他们受教育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我不记得凯恩斯或是加尔布雷思曾说过，经济学教授们都是很吝惜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几个观点能令他们受用一生。

 

一旦尝到了综合考虑问题的甜头，你立刻会想到“这些事相互影响吗？”它们当然会相互影响，那正是现代经济体系力量的源泉之一。

 

我敢打赌：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个经济学部门做这个测试，都会得到足够的有关综合性理论的论证，他们可能会谈到罗纳尔德·寇斯，可能会谈到交易成本。会想起一些他们的教授传授给他们的东西并将之全盘托出，但真正理解它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我很有信心地预言大多数人难以自圆其说。

 

我举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就是因发现普朗克常数而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马克思·普朗克，他曾经想研究经济学，但放弃了。为什么世上最聪明的人之一的马克思·普朗克最终选择放弃经济学呢？他的回答是：“经济学太难了。你能得出的结论总是无序的、不确定的。”经济学难以满足普朗克追求有序的愿望，所以他选择了放弃。

 

第六、极端的、产生逆反效果的心理无知

 

假如你在拉斯维加斯拥有一个小小的赌台区，有50个标准的投币机器，外观一模一样。但在一排投币机器中有一台机器与众不同，无论你随时把它摆在50台中哪个位置，当一天结束后你走到机器旁，你总能从那一台机器得到比别的机器多25%的筹码。

 

那台机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已经使用了现代电子学让近距脱靶的概率更高，那台机器比正常的机器更频繁地瞄准柠檬、葡萄射击而脱靶，这吸引了更多的玩家。很简单，显然是心理作崇：那台机器的所作所为正好触发了一些基本心理反应。

 

如果你知道些心理学因素，如果你脑海中有一份清单，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因素，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怎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如果你想像踢驴比赛中的单腿人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的话，你就做我的座上客吧。如果你想像一个双腿强壮健全的人那样成功的话，你得学习这些方法，包括了解心理学，同时还要研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我认为如果你是个经济学家的话，当诸如功能性经济障碍以成功解决以及能解决许多问题的简便的策略涌现出来之后，再说不知道如何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就没有借口了。

 

萨穆尔·约翰逊。他说，从本质上说，如果一个学者稍作努力就能轻易改变无知而他却维持不变的话，他的学术行为等于是背叛。他说如果你是一名学者，你就有义务尽可能地不做傻瓜，所以，你得尽可能不断地探索，清除学术体系中可以清除的无知。

 

第七、对于第二以及更高的顺序效果关注太少

 

当我做气象学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很令人恼火，经济学使气象学看起来像个茶话会。

 

而是经济学的规律使得购买纺织品的人受益，拥有纺织厂的那个人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收益。我认为学校的工作做得不够，不然的话，这样愚蠢的事是不会频频出现的。

 

我不采用正式的规划设计，我不让人们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喜欢伏案工作、呕心沥血，但我还是看到人们一直那么愚蠢地工作，不管他们怎么愚蠢，许多人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在美国，做愚蠢的案头规划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技巧。

 

游戏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游戏人类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欺骗。这对文明有好处吗？这对经济纯净有好处吗？见鬼，绝对没有。那些设计容易让人钻营的人是要下地狱最底层的。

 

只能说那些无知的立法部门设立了奖励欺诈的激励制度，立法部门不少成员曾上过法学院，他们没有考虑其危害文明的行为，没有考虑撒谎和欺骗的第二顺序结果和第三顺序结果。所以，经济学中充满了这些欺诈行为是不足为奇和司空见惯的。

 

正如从心理效应预见的“互利倾向”一样，对一门颇为高深的大学课程，教授总是会给一个A等。所以维克多·尼德霍夫在哈佛经济学系没报名选别的课程而是报了最高深的大学课程。理所当然，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A等。一时间，在哈佛的人可能把这当成新的奇人奇事。这是有点荒唐，但这种策略是有效的，维克多·尼德霍夫因此名声大振，人们称这种方式为“尼德霍夫选课式”。

 

开始时你们接触到的是有12亿多农民的落后国家，最后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将来可能比你们还强大。李嘉图没有证实先前领先的国家将取得这样一个结果，他没有尝试确定第二个以及更远的结果。

 

如果你想和经济学教授谈论这些观点的话，他们就会惊恐地回避，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类谈话。我尝试过三次，这样做确实会破坏他们有序的行规。当你忽略了第二个、第三个顺序结果时，事情就更简单了。

 

在三次尝试中，有关这个话题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是来自乔治·舒尔茨他说：“查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停止与中国贸易，其他发达国家与之的贸易往来会照常进行，我们阻止不了中国相对于我们上升的趋势，我们也会失去李嘉图诊断的贸易优势。”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我认为他很机智，他甚至比我年长，也许我应该学习学习他。

 

第八、对于“间接贪污行为”的关注不够

 

在经济学中对于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代数原理注意得太少。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你有未被披露的公款挪用，也就有了凯恩斯认为的经济刺激效果，因为那个被盗用了钱财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富有，于是照样挥霍无度；与此同时，盗用钱财的人得到了新的购买力。从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看，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认为美国业主的几十亿资金被完全浪费于投资公共证券组合的事宜。只要市场不断向前，那个浪费了财力的人就感觉不到，因为他不断关注的是上升的价值。对于那个因投资建议而获利的人而言，当他为了钱而在兜售有害的东西时，钱财看起来完全像正当的收入，事实上却是未披露的间接贪污行为。我把自己的观点对独立思考的、渴求知识的大学生们开诚布公、可能会对他们通过论文有所帮助。

 

第九、对美德和罪恶效应重视不够

 

经济学并非只令人想起一栏栏的数据，经济学中还蕴藏着巨大的美德效应。帕乔利修道士所创造的复式记账法的传播是经济学的一大美德，他令商业变得更加不可操纵，使它变得更诚实。

 

接下来的现金出纳机为人类道德作出的贡献比公理会更多，它使经济学系统能运行得更好。一个容易导致欺诈的系统会令文明毁于一旦。

 

一旦有了极其可靠的信度风范，经济体系会运行得更好。至少在过去一代的美国人中，取得信度风范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宗教，宗教慢慢灌输给人愧疚感。这种来源于宗教的羞愧感一直是信度风范巨大的动力，对于人类的经济成果帮助很大。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生命后期想要美国政府实施的体制，他不想让政府高官拿薪水，而是像他自己那样，或者像完全没有薪水的摩门教会的统治者那样。

 

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有时候道德看起来是不公平的。但这像大多数世俗的结果一样，通常总是不被认可。在体制功效中，渴求完美的公平会引起很多可怕的问题，一些体制对个体而言应该是有意的不公平，因为总的看来，他们对于我们大家是更公平的。

 

这样，在显然的不公正中可能就存在着美德。我经常引用一个例子：在一支舰队里，如果你的船搁浅了，即使不是你的错，你的职业生涯也要结束。我认为为了确保每个人得到更多的公正而牺牲某个无过错的人的公正是每个船长竭尽全力为确保船只不搁浅而采取的方法，为了所有人更多的公平而容忍个别人极少的不公平是我所推荐的做法。

 

一旦有了资金市场，经济就要求其必须像赌场一样快速而有效，但事与愿违。

 

另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由于嫉妒而生的罪恶效应。在希伯来人的法律中，嫉妒很巧妙地得到了很强烈的谴责。那些希伯来人知道人是多么会嫉妒，也清楚因此会惹出多少麻烦。他们是有点夸张，但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记得曼德维尔有关蜜蜂的寓言吗？他说得令人信服——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是这样——嫉妒是沉迷于铺张浪费的巨大驱动力。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罪恶，在摩西的十诫中是禁止的。

 

我的长辈们就告诉我数学中他们碰到过更多无法根除的缺陷，认定没有悖论就没有数学。如果你是个数学家，无论你多么努力研究，都必须要容忍数学中的悖论。

 

如果数学家们在创造数学体系时都不能把悖论从中清除的话，可怜的经济学家们也永远清除不了，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没关系，生活有了这些悖论，才多了份有趣的色彩。当我遇到似非而是的说法时，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或者自己快接近所研究的学科边缘了，甚至考虑该属于也给生活增添了乐趣的那一种。

 

正如我得出的结论一样，我想再说一个故事来证明从一个有限的体系中得出一种错误观念并坚持遵守是多么的荒谬。接下来要说的是从一个古老的国家来到美国的赫曼·黎波维茨，他是生产钉子的，他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终于，他的小钉子生意逐步昌盛起来了。把生意交给我们的儿子打理吧。

 

所以他就去了佛罗里达，把生产交给了儿子，但他每周都要看财务报表。没过多久，财务状况就急剧下滑，情况变得很糟糕，他乘上飞机回到工厂所在地新泽西州。他离开机场去工厂的路上看到了一副巨大的室外灯箱广告牌，上面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下面有一行图注：“他们使用了黎波维茨牌的钉子。”

 

他回到佛罗里达，之后又收到更多的财务报表，情况日益恶化。他不得不再飞往工厂。在路上，他又看到了那个灯箱广告牌，现在他只看到一个空的十字架。哎呀，原来耶稣被十字架压倒在地上，图上写着：“他们没有使用黎波维茨牌的钉子。”

 

是的，你可以嘲笑这种做法，很荒唐，但很多人死守着失败观点的做法同样荒唐。凯恩斯说：“不是引进新观念难，而是摆脱旧观念难。”爱因斯坦说得更好，他把自己的思想归功于他的“好奇、专心、坚持不懈和自我批评”。他说“自我批评”的意思就是要善于毁掉自己最喜爱的、最难得的观念。如果一个人能善于抛弃自己的错误观念，那就是他最杰出的天资。

 

我所极力主张的是利用更广泛的多学科综合策略，手法娴熟地帮助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科发展。我还积极主张人们不要为无法清除的复杂和悖论气馁，那只不过给问题增加了趣味。凯恩斯给我的启示是：大体的正确比完全的错误要好。

 

如果你们巧妙地沿着多学科的道路走下去，你们将永远不希望回头。因为那样做，无异于砍去你们的双手。

• 共2页:
• 上一页
• 1
• 2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