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好几个人都有“期货教父”的头衔，问问业内人士，他们最认可的只有一个——田源。

 

　　他，1954年生于河南开封，16岁时下乡插队，20岁时参军入伍，21岁入读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9岁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88年起，田源主持了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准备工作。1992年，田源组建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曾任中国期货业协会首任会长。无论家世还是经历，都富有传奇色彩。

　　有人说，田源对于中国期货行业而言，他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是中国目前最大期货公司的创始人。更重要的是，田源开辟了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行业，创建了这个年交易额高达554万亿的资本市场。

 

　　不是每一个传奇都有光明的收场。但所有的传奇都会有一个不寻常的开始。

 

　　而田源的这个开始，是在1983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

 

　　1983年。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田源。在一次经济研讨会后。被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领导相中。调到该中心工作。

 

　　多年来。田源曾多次表示，他最大的愿望是回大学教书。但当年他并不太愿意教书，他更喜欢做研究。学习“新的东西一。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薛暮桥。当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经济发展中的老病和新问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价格。

 

　　薛暮桥曾回忆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价格体系的改革被视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研究中心，田源被任命为价格组组长，局级级别，负责与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定，职位举足轻重。

 

　　当时。因为宏观经济调控中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猛增。工业无序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甚至引来很多不满。

 

　　粮价的波动。是让价格研究中心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粮食国家统购体制滞后。国家只能靠每年发放数十亿元的补贴。和使用行政手段来平抑价格。结果事倍功半。各地各部门为了争取国家补贴。甚至阻挠商品的流通。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田源参加了很多办公会和研讨会，还到各地进行调研。对商品以及价格信息流通不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

 

　　“那几年对我以后的生活理念。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源曾对媒体表示。

 

　　

　　美国考察触发新思路，向李鹏总理汇报

 

　　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世界银行参与组织。国内数十位经济学家“三代同堂”与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史的一个节点。

 

　　多年后。田源多次公开表达对那个年代工作激情的向往。而同样作为调研的一次美国之行。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田源参加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美。在纽约期货交易所。他第一次看到了以幻灯片打出的石油期货行情。了解了什么是期货。

 

　　“期货就是一个合同。就是说我们俩定一个合同。决定三个月以后卖给你一个东西，把价格定下来。这个就是期货。”田源曾通俗地介绍期货的定义。

 

　　“管住货币，放开物价”正是薛暮桥主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在流通不畅。交易壁垒林立的情况下，物价往往一放乱。

 

　　田源发现。期货交易在很大程度可以减少这个波动。回国后。他将期货制度对平抑物价的作用写入来年的研究课题。

 

　　这个课题需要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审批。这位被田源认为“很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不但批准了田源的课题，而且还给有关方而写信，要求重视此事。

 

　　根据领导指示。田源牵头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小组，考察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期货市场。并协同相关部委，组织实施方案和培训。

 

　　觉得条件具备后。田源小组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期货试点。但却石沉大海。1990年，在一次国务院会议期间。田源借机再次向李鹏总理做了汇报。

 

　　“庄稼还在地里就可以卖出去”李鹏表示。期货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会后批复了田源的报告。

 

 

 

　　开辟了年交易额高达554万亿的资本市场

 

　　以下内容为数年前田源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内容，融界整理于此，让我们随着田源先生当年的口吻，去深入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的开辟和这位期货第一人的故事。

 

　　主持人：说起您所从事的这个期货行业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耳熟，当你真让他们说点道道出来还一下说不清楚，能不能先请教您这个专家先从概念上给出我们一个对期货的认识。

 

　　田：就是一个合同。

 

　　主持人：合同？

 

　　田：对，就是说我们俩第一个合同决定了就是三个月以后我卖给你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就把价格定下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期货。

 

　　主持人：那么所谓的炒期货和炒股是不是一回事？很像？

 

　　田：炒期货和炒股在操作上来说其实特别像，拿一个手机呀，拿一个电话啦，下了单，买五手铜，买五股深发展一样的。

 

　　主持人：但是也有人说过，如果说买股票是以一博一的话呢，这期货就是以一博十，你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吗？

 

　　田：以一博二十。

 

　　主持人：那在您的这个中国国际期货投资有限公司它最大的一单生意赚了多少，你能透露一下吗？

 

　　田：赚了7个亿。

 

　　主持人：7个亿？

 

　　田：对。

 

　　主持人：这期限有多长时间？

 

　　田：大概半年吧。

 

　　主持人：半年赚了7个亿？

 

　　田：对。

 

　　主持人：听您这么一说真是非常诱人。

 

　　田：但也有很多人赔的。

 

　　主持人：也有赔的？

 

　　田：对。

 

　　主持人：那么这些事情您有关注过吗？

 

　　田：我都了解。期货市场的亏损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果你操作失误的话会出现巨大的亏损，原因是它是杠杆交易，它是就刚才你讲的1：10，我说是1：20，就是说你买东西要付5%的钱你就可以买一个百分之百的东西了，这跟买股票买现货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意味这每一天当价格波动5%的时候，对你投资的钱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亏损和百分之百的回报，所以它如果是每天都在这滚动，它如果是一直往错误的方向走，它的确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亏非常多的钱。

 

　　主持人：有没有这样一个紧急制动的机制？

 

　　田：应该说这个机制是随时存在的？问题是它是不是操作刹车是存在的，它踩不踩这个刹车。

 

　　主持人：都亏了还不踩吗？

 

　　田：这个时候人往往会找不到北，为什么呢，他会觉得，明天就会涨回来，我今天要是踩了刹车我砍了仓，我就全部亏了我就没有机会了。

 

　　主持人：从生产者的角度，我觉得有这个期货市场是个好事情，那我也曾经听说过，说这个美国的农民他在这个卖它的粮食他在播种之前他可能会去看一眼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些品种的一些反映。

 

　　田：您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在美国，我90年代在美国留学，主要就是研究期货，我确实到美国农民家里去住过，确实看到美国农民家里当时摆一台电脑，那个农民那个美国依阿华州的一个农民，依阿华州的一个农民，他就告诉我，就说他这个机器是一个交易所的一个会员放在他这来的，就是给他提供一个报价，他卖货他不像中国农民卖货，中国农民卖货是粮食打下来了，赶快卖出去，换钱回来娶媳妇。

 

　　主持人：盖房子。

 

　　田：嗯，盖房子，娶媳妇，但美国农民不是这样的，美国农民是很精于计算的　这样的话呢他一年下来的话，他总能选择比较好的时候来卖，比这种刚打下粮食一把卖出去，你知道任何东西多的时候都是很便宜的。

 

　　主持人：是。

 

　　田：所以中国的农民就不会卖东西，总是打下来粮食就赶快卖，卖得特别便宜，地板价，美国的农民就利用期货市场他卖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主持人：到今天我们中国的农民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提高？

 

　　田：最近中国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大连有一个期货交易所，大连交易所的总裁原来是上海我们上海中期的老总，他到黑龙江去调查，他就发现在当地的市场上，农民卖的这个大豆很便宜，这个交易所的大豆因为是受美国的影响，美国天灾啊各方面原因吧，美国涨起来，大连也涨起来了，期货市场已经涨得比较高了，但是农民不了解这个信息　他就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了一封信，他建议黑龙江省委书记把这个事情在电视上播一下让农民知道，这个书记接到这封信之后当时就批示，立即黑龙江电视台直播，就告诉农民就说现在市场价格已经涨一块四了，你们卖东西。

 

　　主持人：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田：对，所以这样的话，很快农民就开始把价提起来了，然后农民就按着这个来卖粮食，他说多收入了20个亿，对农民起了很好的作用。

 

　　主持人：是的。

 

　　田：所以后来大连交易所就在这个基础上要推这个千村万户工程，就是八千农民到大连来学习期货，然后作为种子让他们去一个带十个，十个带一百。

 

　　主持人：做期货一单交易动不动就是几百万，那么投资期货的门槛对于一般老百姓是不是太高了，您在摇头是不是老百姓介入并没有这么高的门槛？

 

　　田：这个，现在我们收客户的开户资金大概是一般是十万块钱，但是这个市场也经常会发生消灭大户的情况，就说不是大户就一定赚钱，这不一定，比如日本在十几年前日本一个很大的一个综合商社在伦敦赔了大约赔了二十亿美元

 

　　主持人：你会建议普通老百姓拿着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去投资期货吗？

 

　　田：别说这么可怜？我是这样的，要是说从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在这行业非常久了，我是这样，就说我不赞成老百姓拿这个血汗钱去投资期货，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我是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应该投资一次期货，这个就是你拿出你的积蓄的10%投资一次期货，实际上就买一次机会，这个10%可能给你带来的收入跟那个90%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一样的，所以当你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你有最好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人的一生做一次，有可能你这次赚的钱跟你一辈子赚的钱一样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机会放掉实际上也是挺可惜的。

 

　　主持人：我觉得您的这个说法是很蛊惑人心的。

 

　　田：真是这样。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中小投资者一些忠告或者说一些建议，在做期货的时候？

 

　　田：好，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到了一个中小投资者可能要大规模介入这个市场的时代，因为国务院已经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叫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大约会在两个月之后挂牌。我估计，至少年底之前吧，因为已经正式批准了，现在正在筹备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它的第一个产品就是股票指数。所以当这个产品推出之后，这些中小投资者一定会，你不让他进他也会进来的，因为做股票的话，你要想赚钱的话，你就必须出全款，而做期货它是出5%的保证金，所以它有很大的诱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中小投资者确实是需要提出很多的关键性的忠告，就说我们第一的就是这个市场是一个零和市场，这点所有人必须很清楚，股票市场不是零和市场，股指上升了，大家都赚钱都很开心，酒楼里面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期货市场不是这样，期货市场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赢，一部分人输，赢的人赢得钱就是输的人的钱，所以它是零和　我觉得一定不要拿太多的钱来做，就不要拿你养老的血汗钱，养老的钱留到一边，那个出去旅游的钱可以拿来做一做，大不了不出去旅游，就拿比较少的一些积蓄来做　再一个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应该对期货非常深刻的了解有很好的服务，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止损，怎么去判断市场，怎么样去控制头寸，所以这些基础的知识对一个投资者没有做过股票的，没有做过期货的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抱着我要赚大钱，要一夜暴富，这个时候带来的就是一夜暴亏，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主持人：你个人第一次接触到期货接触到期货市场是在什么时候？

 

　　田：1986年，我当时是在国务院的一个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价格改革的工作。当时的整个体制正在转轨，就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把价格放开，计划经济是固定价格，像你们上海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凤凰车150块钱一辆，这是国家定价，现在你卖一千块钱没人管，卖一块钱没人管，那个时候所有的价格都是国家制订的，然后把国家制订的价格把它放开，逐步到市场上去经过了一个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价格放开之后呢，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价格波动很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粮食价格非常低的时候农民就谷贱伤农，粮食价格很高的时候，城里的消费者就受不了。

 

　　在纽约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那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期货，那个，当时的情景我到今天还记得，很大的屏幕，美国人喜欢做这种幻灯啊，当时叫幻灯片，现在都是PPT了，然后给我们画一个图，介绍这个石油期货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发明的，石油期货，在他们之前是没有的，它中间切了两个阶段，就是在没有石油期货之前，有了石油期货之后，然后呢，就两个阶段吧，他就给我们这个图看出来什么呢？看出来一个规律，就说它没有期货的时候这个价格波动很大，但是期货产生之后这个价格波动反而比较小了，然后他就说了，他们发明了这种石油期货，然后很多的石油生产商加工商，他们用这种产品保值，另外这个价格波动也变小了，我当时觉得挺好玩，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引进中国。

 

　　我当时是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价格组,我们每年就要写一个第二年的研究规划，就是我第二年请国务院领导关心哪几个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个写上去了，就是研究这个研究期货市场，我们当时的总理是很有智慧的，李鹏总理，我们的报告就是他每次都要圈阅，就是这些题目他认为是好的或者是需要的，他就肯定留下来不好的就烧掉，我们的报告，就是我们的研究课题是直属总理嘛，就给他，让他去最后去圈阅，总理别的都没写，就在我那个题目下边划了红铅笔划一道，然后专门写封信，让马洪同志（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去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中国城市的消费者利益　一般咱们的部门都是谁出主意谁干活，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就我干活，然后我就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我就组织了国务院的八个部委成立了一个这个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我就这组长，我就担任组长，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大约搞了三年多的时间之后，又是经过李鹏总理同意，我们在河南的郑州试点做这个农产品。

 

　　主持人：您是说在河南郑州搞试点？

 

　　田：对。

 

　　主持人：我知道您自己是郑州人，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家在那儿，所以把这个试点工作放到那去了？

 

　　田：有一点原因，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原因是跟上海有关系？

 

　　主持人：跟上海有什么关系？

 

　　田：我们当时就在全国选了四个省，就是河南省、湖北省、包括武汉市、然后吉林省和四川省，想同时搞四个期货市场，当时我的想法是搞四个期货市场，然后我们就在北京开一个座谈会，河南这个地方，当时来开会的人，带队的人叫杨昌基　这位同志是浦东开发区大概第二任的这个主任吧，他当时是河南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是河南这个小组的头，我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是上海人，他给我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外，他高兴，他说，田源，这是好东西，我爸爸过去在上海就搞期货的，这玩艺很赚钱，他说我河南一定要搞这个市场。

 

　　主持人：哦，是这样。

 

　　田：他爸爸过去在上海大概是搞期货交易所的，解放前，所以他就很有理解，当然他后来也调上海工作了，他做过联通的，大概，中国联通（第二任）董事长，这位领导同志，是他的眼光，他非常重视，做了很多的研究，其他几个省都没做什么研究，都没什么概念。　四川的来了一个四川省商业厅的来了一个人，我们当时希望他在四川能够去做这个像美国芝加哥一样它有这种生猪的期货，这个猪肉波动很大嘛，四川是最大的猪肉产区嘛，其实对他们会很好的，他们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材料，两页纸，想搞猪肉的期货市场，我们也希望他们搞，第一天他就信誓旦旦说我们四川养很多猪，农民怎么，怎么的，波动很大呀，说我们要搞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挺好，结果开会第二天一上来他先表态，他说我们不搞了，我们四川没有条件，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困难，后来我觉得特奇怪，我就找人去问他，就说你去打听打听，了解了解他为什么观点变了，结果他知道呢，那天有一个商业部的管四川生猪调运补贴的处长当天晚上找到他，说我每年给你四川好几千万的猪肉补贴，你要敢跟着国务院发展中心搞期货我取消这个补贴，所以这样吓唬他以后就不敢搞了，不敢搞的话，他就历史性的失去机会了，那个湖北的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湖北来了两个人，当时是经济体制改革说在中心城市跟这个省里边他计划单列，跟省里有矛盾，它都是属于中央管所以他就来俩人，先来是一个武汉市的一个粮食局长，他就讲我们武汉是九省通衢，东方芝加哥，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这儿搞一个大米的期货市场。

 

　　主持人：好啊。

 

　　田：好，是吧，他还没说完，湖北省来了一个管这方面的一个处长，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武汉市有什么资格搞大米期货市场，大米是我湖北省生产的，不是你武汉市生产的，同室操戈，其实我本身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我特希望在武汉搞一个期货市场，因为他俩在当场吵起来了，他这么一吵，我们就说算了这次不考虑你们了，你们回去协调吧，你们协调好了再报材料来，当时就把他们否决了，这次否决就决定了武汉到今天成为历史的遗憾，它永远没有这个机会搞了。

 

　　主持人：我知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您个人的人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啊，你放弃了自己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官员的身份正式下海了。

 

　　田：我是把这个市场的事搞好，差不多了，已经开始试点了，然后我去美国留学了，我去美国留学还是学期货，就是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做期货，我就想我一定把这个东西搞明白搞透，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未来是怎么发展，然后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我觉得做官也没什么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因为我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嘛。

 

　　主持人：说当时您是你们那一拨里面级别做得最高的，您是？

 

　　田：是啊，我30岁就做了局长。

 

　　主持人：内心那团创业的火被点燃了？

 

　　田：对，应该说我这个念头是在美国芝加哥那时候就定下来了，这样一个梦想，我要办一个中国最大的期货公司，然后还在芝加哥交易所买席位，我说我要代表中国在这做，跟这些老外们来做交易吧，事实上我就三年就实现了，我回国以后，然后呢，成立这个公司，然后成立完公司之后，我94、95年就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三个交易所买了席位，成为中国第一代在美国买了席位在美国交易所。

　
　　1992年10月，新中国第一家期货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已经辞去公职的我出任公司董事长。我们刚成立不久就来了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做期货公司的老板来访问我们公司，他跟我谈完之后，我们几个老总都在一起，谈完之后呢？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田先生你做没做过期货，我说我研究过期货，我没有做过期货，我的确是这样，研究期货市场，研究期货的历史，研究做博士论文，但是的的确确没有下过单。

 

　　主持人：你说我一直当裁判。

 

　　田：我说我没有做过，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他说田先生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期货是Big-Risk巨大的风险，他说我的经历我还没有看到过世界上有一个期货公司的老板没有做过期货，敢开期货公司的，我是当时觉得他有点看不起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够格，我说不对，我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做成功了，我说做期货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肯定能做成，我自己特别自信，实际上他讲的话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后来由于我自己没有实际操作过而且一下子做得很大，我下属的公司，包括操盘的人包括很多人出了巨大的风险，赔了很多很多钱，如果我事先真的是去在一个期货公司做过期货，知道这个风险我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期货公司那时候，国家还没有限制性规定，期货公司还可以做自营的，所以我们就在上海这方面就是做自营，当时就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凶险，基本上把我们的股本金都全部亏光，然后还多出好多倍。所以从此我就下一条禁令，就在我们这个系统禁止自营，所有的老总如果自营撤职，所以这条禁令下来之后保证了我们这个公司安全，很多公司都不在了，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全国有两千家公司，现在只剩下180家了，当然那两千家大部分被政府砍掉了，政府后来清理整顿，但是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公司，都是因为这个没有控制好风险，就垮掉了。

 

　　主持人：中国期货市场一经创立就发展迅猛。1992年到1995年的三年中，全国期货业年交易量从3000多亿猛增到10万亿。然而，在一片风光的背后，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可能很多投资者对发生在十多年前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那一幕惊涛骇浪仍然记忆犹新。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327违规事件发生，当时号称证券之王的管金生锒铛入狱，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1995年至1997年，胶合板、郑州绿豆、苏州红小豆、海南天然橡胶等商品期货品种又连续发生投机操纵事件。国家开始对期货市场大力整顿。但是我知道接下去的三年，97年到99年是国家在对期货市场进行的大力的一个整治是这样一个外部环境。

 

　　田：对。

 

　　主持人：你刚才也谈到两千多家只剩下了180多家。

 

　　田：是。

 

　　主持人：那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您跟您的中国国际是怎么过来的？

 

　　田：我们那个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就是市场不断不断的萎缩，国家整顿的很厉害，就是市场15家交易所砍成3家，然后呢，两千多家交易机构砍成了180家，交易品种从二十多个大概就剩了三，四个，三个吧，三四个，所以真的是大雪下来就大萧条，然后呢，就裁员，我印象第一件事就裁员，各个公司全部裁员，就是过冬了嘛，我们最多的时候，像我们上海公司的应该是将近四百人，裁到一百人，很多很优秀的人都。

 

　　主持人：回家？

 

　　田：都离开了。当然他也可以有别的行业，现在有很多人做的很好，我到处都可以遇到我们的人，我觉得一个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是他面对债主的时候，就说你该还钱了，你没钱，借张三钱还李四。

 

　　主持人：你当时都问谁借过钱了？

 

　　田：我当时很多了。

 

　　主持人：企业圈那么多朋友？

 

　　田：我跟你讲，就是当你真正缺钱的时候，你朋友就很少了，咱们都是在你好的时候一大堆朋友是吧，你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有几个朋友挺好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几个比较好的同学吧，或者是同学，同事他们办公司办工厂办得很成功的，像泰康人寿的（董事长）陈东升啊，（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啊，还有汤志新啊，还有些朋友，就是我这人还是有点面子吧，就是，反正这钱有时候还是能借来。

 

　　主持人：这样一个企业你的生死存亡你是跟它绑在一起，我想问的是中国国际期货投资有限公司你个人占多少股份？

 

　　田：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呢准确讲，现在我个人在里面还没有股份。

 

　　主持人：我知道好像你的一些朋友曾经因这个问题跟你是打过抱不平的，认为你有历史上若干次机会能够让自己占有一些股份啊，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田：我这人大概是比较传统一些，因为这个事我想的其实原来不是很多，我这人还是比较希望把事情做起来，就是很容易提升事情的目标，这对个人的财富啊产权这方面呢不是说没有想过，但是没有动过太多的脑筋，这是我的一个不足，所以事后很多人问过我，说田源如果你是这公司的老板你还会不会出那么多风险？我还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当一个人在公司里面没有股份，尽管这个公司是你创立的，你是就亏损，你是是努力去解决它但是和自己的钱亏了我想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这次我们的正在做这个调整，就是大家就是去借钱融资来收购股权，实际上我借了很多钱，我真的借了很多钱，所以现在我自己的压力就非常大，我会变成这个公司的股东了，毫无疑问，但是借了这么多钱，我是考虑怎么还这个钱的问题。

 

　　主持人：先把这个钱给还上？

 

　　田：对，我现在脑子转的就是，整体上一下子忽然觉得你还钱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觉得老板最重要的是你要还钱还不是你要分钱。

 

　　您跟您的同事们一直在做着的是一个拓荒者的这样一个行为。

 

　　田：对。

 

　　主持人：但我知道在您的个人生活当中还真有一段这个拓荒的经历的对吧？

 

　　田：那时我16岁，没有上高中就初中下乡了，其实16岁的孩子这么高吧，知识青年　有一个是叫花园口农场，这也是在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大战花园口就那地方，那个地方整个都是黄泛区，全是盐碱地，芦苇，就是那种很高的芦苇，都是荒地，那个芦苇盘根错节的，根本不能种庄稼地，就给我们这个地。然后我下乡的第一天，没地方住，然后跟我们安排在老乡家里，老乡就跟我们安排到羊圈里住，我第一天就住在一个那个门这么高，然后爬进去然后地上铺的全是草，然后上面铺个单子，然后那个羊的臊味就扑鼻而来，我们三个知青就住那里面，就在这里边住了半年吧，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老乡一个地方，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自己打井，脱坯，烧砖、盖房子这全是我们自己做的，很原始的那种，一个知识青年，当时三千块钱安家费，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去买一些工具材料开始做，后来一年多时间就把它全部改成稻田，真是沧海变良田，我们就干这个活，荒地里盐碱滩变成良田，我们这个连一共是150亩地，一人一亩地，150个人，就改造这个，把一个盐碱地。

 

　　主持人：硬给它改造成庄稼地了。

 

　　田：改造成庄稼地　可能现在想想也觉得很苦的，我们盖完房子以后呢？住在那个，离黄河很近，冬天非常冷，漫天大雪，我们床下边就放着脸盆，洗了脸以后放那儿，早上起来全都冻成冰，那个雪花从窗户缝里飘进来，被子上就一层雪花，就那种，那个风呼呼的进来，就那种生活，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历史真有轮回，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后来就当兵了，那时候参军是我们这代人是最神圣的职业了，我当兵以后一年多吧我就从部队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那后来就换了一拨年轻人，就是我们那波创业的人全走了，来了一拨城里的孩子，我们走时候给他们留的猪啊、鸭啊、羊啊全都给满圈的，鸡也留很多，结果后来回来听说他们在这开百鸡宴把我们养的鸡都杀完了，猪也杀完了，然后这个粮食也吃差不多了，造得差不多以后他们就回城了　然后又过了三年，你想我又去看这地方，它就重新成为一片废墟，我们盖那个房子，知青走完了，都回城了，那个地方呢，我们在那住一百多人天天在那劳动吧，那地方都挺兴旺的，后来这些人走了以后，老乡也不愿意到这来，因为这是，反正还是不算太好的地方，因为离村很远嘛，离黄河很近，所以老乡们就把那个木头的门框也拆走了，砖也弄走了，所以我们原来盖那些东西呢，就变成废墟了，所以我特感慨，我说真是生命中。

 

　　主持人：沧海桑田啊？

 

　　田：哎，有轮回，那时候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来这开创一个事业，后来我们走了，这些事业就没了，非常有意思，我以后也不愿意再去那地方了，但是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所谓这个上山下乡知青这些人铸就了我们的性格和铸就了我们的忍耐力，就是我们吃过那个苦之后你现在搞企业再苦你都不算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去住五星级，什么头等舱啊，住不住都无所谓，因为过去有个非常苦的过去。

 

　主持人：一抹生活的底色已经在那儿了？

 

　　田：对，其实非常非常好，就是现在的企业家真正成功的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磨炼的最终他还是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因为做企业还是太多的困难，特别多的困难。

 

　　主持人：我采访过的企业家，就是年龄跟你接近的，很多都有当过兵从过军的这种经历。

 

　　田：对。这个新兵里面最好的工作是给领导当秘书，司令，政委啊，你去给他服务，当公务员，当秘书，到那个大院里面去，写字楼里面去，也不叫写字楼，叫办公楼，最差的工作，就是去当炊事员，我们就是这样两极，我是给我分去当这个公务员，就是为首长服务，已经分完了，我是表现比较好的嘛，结果该去上班了，那天，我们新兵连结束要出发到各个单位去了，就来个领导，领导问我们指导员，说你们这次选谁去喂猪，指导员说选个农村兵，说农村表现怎么样，他说表现不怎么的，那个领导说你这个做错了，说你应该选一个最好的兵去喂猪，因为现在这个猪肉供应很紧张，给部队养猪是增加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养猪的人必须表现好的，然后我们指导员找我来商量，他说你已经决定要分到公务班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秘书长来了是要选一个表现好的战士去喂猪，他说我考虑了你是这次表现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说非要你去，因为已经决定了，你要不同意了我再选别人，他说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当时觉得我当兵就很不错了，管它什么呢，然后我就说反正首长决定吧，你们说让我去喂猪我就喂猪，反正首长就说，你真这样想啊，我说真这样想，他说好，他说喂猪其实也有好处，他说喂猪的人增长快，提干快。我说行，反正让我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主持人：可以体现吃苦耐劳的品质啊！

 

　　田：真的我就去喂猪了，喂猪也是挺苦的，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去磨豆腐啊熬猪食啊，我们三个人喂了一百多头肥猪。
　　　　

　　主持人：相当了不起，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可以从武汉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一下子进到了国务院？

 

　　田：我到国务院之后，因为我姓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怎么跑到国务院来了？是不是跟某个领导有什么亲属关系，后来我说那个领导是山东人，我是河南人，在无锡召开的一个孙冶方经济理论研讨会，我那时候是小字辈，参加会议很多的大专家大教授，有些政府的官员，我在那就做记录，大家分成很多组，我就在价格组来做记录，就研究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啊和这个价格理论思想　那天8月15会议开完了大家在一块聚餐，然后南开大学一个教授，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旁边坐下来，来问我呢，说什么什么，反正问点家常，然后最后就问我，说我这个教育部给我了一个课题，修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本），说我需要一个助手，你愿不愿意到南开大学来跟我当助手　我说那好，我说可以，我很愿意去，因为天津我觉得比武汉大，因为天津，我是北方人嘛，我愿意，天津是大城市嘛，直辖市，我说很愿意，可以，没问题，挺高兴的，然后就走出门了，我边走，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总后边跟上来，就问我，说田源，说那个谷（书堂）教授是不是挖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像，他说你到我这来，他说咱俩谈谈，然后就到他房间，那个人是当时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一个领导，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好，他说我们是给中央领导服务的，是为价格改革服务的，我们是最高级的研究机构，他说你别信他到我这来吧，我说行吗？他说我们都觉得你小伙子不错，后来我就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说那不要紧的，他不是还没发通知吗，我说对呀，后来我就想，到北京当然更好啊，我说这样，我说你们两家谁先发商调函我就到谁那去，他说行，结果就回武汉了，回了武汉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国务院价格中心就把商调函发来了。

 

　　主持人：从学校里面一下子就去了国务院。

 

　　田：对。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下完全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就知道很多全国的事情，知道很多国家要解决的问题，知道很多国家的难题，然后你自己参与在里边给领导出主意写报告做调研，有时候领导看你写得不错，批示什么什么，觉得这玩意儿特神圣　你真有真知灼见或者有一孔之见被领导看中了，就可能马上就变成政策，就是那就个时代，实际上我就莫名其妙进了这个圈子，主要问题是写东西，写调研报告写领导讲话写方案。

 

　　主持人：直到后期发现期货市场？

 

　　田：对。很有意思，我就是五年以后什么能赚钱，十年以后什么能赚钱，我能提前觉得能感觉到，然后我就会愿意去做，但是实际上，你五年以后赚钱的事是不应该去做的，因为一定是先列，你觉得一年以后能赚钱的事你去做，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开始第一批闯。

 

　　主持人：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田：就后边有些事情不能发生，所以这里边英文里边叫First-mover(先驱)，就是第一个去移动的人，我大概就是属于这种人。

 

　　结束语：

 

　　不管是在黄河滩头的盐碱地，还是到后来的中国的期货市场，田源和他的同伴们做着拓荒者的事业，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感谢田源先生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付出，感谢他为我们投资者创立的自由“天空”。

 

　　融界仅以此文，向田源先生致敬。